一群知識分子自覺地擔負起了“天下興亡”的社會責任，并試圖為日漸衰落的封建王朝尋找一劑救命“良方”。在這種語境下，“內為志士所呼號，外受列強之侮辱，始知教育為中國存亡之絕大問題，于是眾口一聲，曰教育、教育。”④于是，教育便成為晚清變法改良的重要領域。這一階段的教育主要承襲了前代的傳統，儒家經典被晚清學人看作衡量學術研究的標準與尺度，治學的目的則定位于“明德”“親民”“至善”的倫理型目標。

        這樣的文學舊書教育更接近于內容龐雜、外延模糊的“泛文學”教育，缺乏嚴格的現代學科體系和知識結構。另外，極為保守的清朝政權在封建經濟生產模式上仍然沿襲傳統，人們若想改變地位，獲得出身,就只能依賴國家規定的人才選拔制度。古典文學書籍舊書上門回收 因此，治學不得不轉向“四書五經”、八股時文的考試內容，其教育的可塑功能自然就成為了統治者培養和控制思想的重要工具。

        在這樣的教育宗旨下，晚清逐漸形成了唯科舉制馬首是瞻的文教弊習。長此以往，文學逐漸失去了張皇幽眇、含英咀華的精髓。根據《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觀點，清王朝的衰落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落后的教育制度和脫離現實的學術風氣。然而，為了盡快挽救式微的國勢，清廷率先興辦了一些造船、機械、郵政的實業學堂，“聘西人為教授，凡中國搢紳至齊民家聰穎子弟，均許投牒赴館，學習天文、句股、造船、制器諸法”①。期以致用的王先謙也認為清廷亟待處理的是商務與海軍這一類實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