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會館設正齋課程，第一年教學內容包括了西學方面的天道溯源、代數備旨；在中學部讀《尚書》《詩經》、重講《論語》、作詩文，基本上涵蓋了經史子集的內容，是廣義上的文學教育。后來由于科舉制的廢除，中國文學的教育側重于策論經義，而在備齋課程中，則明確規定使用官話進行教義問答。這是國語統一的早期嘗試。無論是對中國古代文學，還是對宗教教義傳播，這種結合實用性與普及性的做法極大地拓展了知識的受眾群體。此外，傳教士還專門組織人員編寫教科書，19世紀70年代“學校教科書委員會”（The  School  And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又稱為“益智書會”）成立。

        根據王樹槐的研究，該委員會在十幾年間共計出版教材50種、圖表40幅，另外審定學校使用書籍115冊。共分初級和高級兩類教材，包含了算學、科學、歷史、地理、道學、讀本、拼音等類別，約3萬余冊，并且教科書是以淺顯易懂的文字編寫而成。再有，教會學校作為“西學東漸”的特殊產物，為西方現代思潮融入中國搭建了平臺。環保回收舊書處理舊書收購 早期的教會學校為宗教精神與儒學經典的結合確立了一條通俗化的教育路線。

        但隨著晚清社會風氣的開化，西方的哲學、美學、倫理學、文學得到了進一步傳播。教會學校引起的異質文明碰撞，推動了教育的反思，那種“徒得西學之皮毛”的技術轉向了思想領域的變革。環保回收舊書處理舊書收購 傳統的中國文教是統治者維系集權的工具，因此在道德教化背后時常隱藏著“暴力”的符號。而教會學校除去殖民侵略的目的，它在關注個性發展、提倡愛與自由的特色，對苦心孤詣的八股習文和耗費心力的經義考據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19世紀末的封建治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