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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惡意抗辯的情況下，對于當事人合同無效的主張，法院一般區分以下兩種情形予以裁判：

 

一、合同存在絕對無效的情形，即使當事人屬惡意抗辯，法院也會認定合同無效。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效力規定，損害了國家公共利益，即使合同相對人屬于明知合同無效而訂立合同，再以此為由惡意抗辯，法院判決也會認定合同無效，因為合同絕對無效，是當然無效、自始無效，任何人均可主張；不過需強調的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一般來說，只有違反了效力性強制性規范的合同才作為無效的合同，而違反了管理性強行性規范可以由有關機關對當事人實施行政處罰，而不應當宣告合同無效。（王利明：《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121）

 

二、合同為相對無效，不存在絕對無效的情形，則對惡意抗辯人合同無效的主張不應予以支持。如最高院在《黃韻妃與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上赫股份有限公司、黃恒燊、溫小喬一般擔保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中寫到：黃韻妃的監護人當初為獲取貸款利用未成年人黃韻妃名下的財產進行抵押并出具不損害其利益的聲明，在獲得貸款之后又以損害未成年人利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該抗辯理由屬惡意抗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不予支持。

 

另需注意的是，惡意串通導致合同無效類型應細化區分。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訂立的合同損害國家、集體和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國家、集體和第三人均有權主張合同無效。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應當區分國家、集體利益受損和特定第三人利益受損的情形，前者為合同絕對無效，即無論國家、集體是否提出合同無效的主張，法院都應主動認定合同無效。后者則為合同相對無效，應由特定第三人主張合同無效。因為只有特定的第三人才是受害人，如果受害人不主張無效，就無法確定有第三人遭受了損害或必然遭受損害，如果不能確定第三人已經或將要遭受損害，就不能滿足《合同法》第52條第2款關于合同損害了第三人利益的條件，就無法宣告合同無效。除該特定第三人以外的其他人，包括惡意串通的合同當事人自身均不能主張合同無效。（萬鄂湘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條文理解與適用》）

 

對上述判例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在司法實踐中，針對絕對無效的合同，法院會認定合同無效，但是，在當事人存在惡意抗辯的情況下，無效合同的責任分配，法院做法是不盡統一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一般來說，司法實踐中會出現這樣幾類判決：

 

一、認定合同無效，同時按照合同無效后果來劃分責任的承擔，對惡意抗辯人相關主張予以支持。例如：案例一中，法院最終在認定合同無效后，雖認為原告有惡意抗辯之嫌，仍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二、認定合同無效，同時根據雙方過錯程度來劃分責任的承擔。例如：案例二中，法院認為，案中，劉某在與黃某簽訂案涉協議書、補充協議時，對合同無效事實系明知，故案涉協議書、補充協議因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無效，劉某對此具有明顯過錯。劉某對合同無效而產生的損失，具有防止損失擴大的義務，而其在合同簽訂后長期怠于主張權利，由此給其造成的損失應由其自行承擔。

 

三、認定合同無效，同時對惡意抗辯人的主張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張某與某開發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法院認為，本案即使《附條件入股協議書》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無效，張某的惡意抗辯行為仍需接受誠實信用原則檢驗，其主張不宜支持。

 

四、認定合同無效，且因無效合同所取得的收益，雙方均不具有取得依據，應收歸國有或返還集體。例如，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利益的，合同無效，且所取得的財產應收歸國有或者返還集體。

 

所以，在惡意抗辯下，合同的效力如何以及合同絕對無效后責任的分配并不是一概而論的，法院往往會結合合同的無效事由、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國家集體利益三方面因素綜合考量，從而判定合同效力以及相關責任的承擔、利益的分配。

 

筆者看來，惡意抗辯實質是對抗辯權的一種濫用，法律不應允許更不應鼓勵這種權利的行使，為避免這種司法困境的出現，即使當事人的合同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宣告無效，相對人的惡意抗辯行為仍需接受誠實信用原則檢驗，法律應強化合同嚴守原則，切實維護誠實守信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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