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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您介紹相關刑事法律知識：

容留賣淫罪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紅花崗區檢察院以徐某犯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任某犯容留賣淫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徐某、任某對起訴書指控的罪名和事實均無異議。
法院經開庭審理查明：2011年6月11日，徐某雇傭陳某，誘使陳某在其開設的“徐記理發住宿店”賣淫。次日10時許，徐某介紹楊某在“徐記理發住宿店”內與陳某發生性關系，徐某非法獲利20元。6月13日10時許，經徐某介紹，任某協助，賀某、胡某在“徐記理發住宿店”內與陳某發生性關系，徐某非法獲利60元。
法院認為，徐某為謀取非法利益，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其行為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任某為謀取非法利益，協助他人容留他人賣淫，其行為構成容留賣淫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應當依法追究徐某、任某的刑事責任。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任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鑒于徐某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且自愿認罪，量刑時可對其從輕處罰。鑒于任某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且自愿認罪，又系初犯、從犯，對其適用緩刑沒有再犯罪危險，且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故對其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據此，法院依照《刑法》第359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以被告人徐某犯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二千元;被告人任某犯容留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一千元。
一審宣判后，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理由是：徐某、任某的行為，依照《兩高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七項第一項、第九項第二項之規定，符合《刑法》第359條第一款中㈠情節嚴重”的規定。原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輕。
法院經審理認為，陳某與其男友離家出走后，在徐某開設的旅社住宿期間，徐某引誘陳某從事賣淫活動，并聯系、介紹嫖客共三人與陳某嫖宿，其行為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任某參與并協助容留賣淫活動，構成容留賣淫罪。在案證據顯示，徐某負責聯系嫖宿人員，與嫖宿人員商談嫖資，從陳某處收取提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任某在容留賣淫時提供協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原審法院鑒于徐某、任某到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對二人均從輕處罰;且任某系從犯，原審法院綜合考慮其犯罪性質、情節，對其適用緩刑并無不當。關于抗訴機關的抗訴理由，經查，原審被告人容留賣淫的時間只持續了二日，系初犯，也不存在其他惡劣情節，在認定“情節嚴重”時，不能把人數、次數作為唯一的認定標準，應當綜合考慮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會影響等因素。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被告人的行為不應認定為“情節嚴重”
刑法第359條第一款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于刑法本條中“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目前尚無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予以明確。但從刑法罪刑體系構建原理分析，此類犯罪中的“情節嚴重”，主要針對的是娛樂會所、洗浴中心等公共場所中大規模、有組織的賣淫行為，立法原意旨在重點打擊那些長期性、職業性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等嚴重破壞社會風尚的犯罪行為。
本案中，徐某并非以容留賣淫為業，容留的對象僅陳某一人，容留賣淫行為共持續兩日三次，也不存在容留幼女賣淫、容留明知患有嚴重性病的人賣淫等惡劣情節。另經社區調查，徐某在所在社區從事理發業多年，此前并無不良治安記錄，又系殘疾人(單目失明)。徐某誘使陳某賣淫雖有牟利目的，但與以容留賣淫為生活主要來源的行為明顯不同。因此，基于罪刑體系構建原理和立法原意分析，徐某的行為不應認定屬于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中“情節嚴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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