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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刑法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該罪名獨立成罪，主要是為了打擊日益猖獗的互聯網犯罪活動。

因此，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將銀行卡借給他人，為其犯罪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的，將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廣州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二、將銀行卡借給他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認定的兩個關鍵要素

廣州刑事辯護律師認為，根據刑法規定及司法實踐，成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必須同時滿足兩大關鍵要素：

（一）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銀行卡給他人用于支付結算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屬于故意犯罪，必須以明知為前提。這里就涉及明知的認定。實踐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后都以“不認識網絡犯罪嫌疑人”、“不清楚上家是做什么的”等各種理由來狡辯。廣州刑事辯護律師認為，這里可以參考《刑法中“明知”的判定方法》（作者：姚樹舉，來源：檢察日報）來認定明知：第一，正確區分“明知”相關概念。在司法實踐中，存在混淆“明知”相關概念的問題，諸如將“應當知道”等同于“明知”。“應當知道”表明行為人應當預見其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結果，屬于犯罪過失范疇。“明知”表明行為人已經知道，屬于犯罪故意范疇。第二，行為人供述是判定“明知”的重要根據。如果行為人對犯罪行為作出“明知”供述，其供述與相關證據在邏輯上具有自洽性，那么可以判定行為人在主觀上系明知。即使行為人當庭翻供并以“不知”為由提出上訴，但不能出示證明自己確實“不知”的相關證據，應當維持對“明知”的判定結論。但是，如果確能證明辦案人員采用刑訊逼供或者以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導致行為人做出與“明知”相關的虛假供述，那么應當推翻對“明知”的判定結論。第三，反常行為是判定“明知”的考量要素。如果行為人實施違背常識、常情、常理的反常行為，只要能夠證明行為人實施了相關犯罪行為，且行為人對反常行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那么可以推定行為人主觀上是“明知”。第四，辦理相關刑事案件應當慎重適用推定“明知”。推定“明知”只有在沒有直接證據時使用，運用間接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必須形成邏輯自洽的證據鏈，不能使用推定方法取代調查取證。推定明知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基礎，不能主觀臆測。司法工作人員應當運用邏輯基本規律和邏輯推理規則審查相關證據。根據相關證據所作推定結論應當具有排他性。對于推定結論，應當允許行為人進行反駁。如果行為人確能提出正當充分的辯解理由，應當撤銷推定結論。需要注意的是，關于推定“明知”的司法文件是授權性規范，所用規范模態詞是“可以”而不是“應當”。這意味著出現相關法定情形時，并不能當然地認定行為人系“明知”。第五，相關證據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原則的立法目的在于，通過嚴格的證明標準查明案件事實，防止濫用追訴權，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判定行為人是否“明知”，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只有相關證據已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足以排除合理懷疑，才能認定行為人“明知”。如果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作出有利于行為人的推定。第六，“明知”的判定最終通過裁判說理而實現。“明知”的司法判定，是一個法律推理和裁判說理過程，應當確保證據真實，做到法理與事理相統一，遵守邏輯規律和邏輯規則，符合論證理論，體現裁判說理的充分性。審理以“明知”為主觀構成要素的刑事案件，無論行為人是否以“不知”提出辯解，在裁判文書中都應對“明知”的判定過程進行說理論證；對于辯護意見，無論是否采納，都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充分體現、闡釋和說理。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實現刑事司法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所以，犯罪嫌疑人單純的以不知情作為無罪的抗辯比較難以說服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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