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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的七種常見手段

　　隱瞞履約能力的詐騙認定

　　在合同詐騙案件中多數行為人都以作為方式實施犯罪，但少數案件也有不作為的情況。刑法理論上認定該罪的特征主要是：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就隱瞞真相而言，是指行為人故意隱瞞客觀存在的事實，故意隱瞞另一方應該知悉的內容，其采取的方式有作為的，也有不作為的。不作為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不履行合同告知義務，隱瞞合同的履行能力。

　　如甲個人租用了一處樓盤，為開設商場以公司的名義與乙簽訂裝修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為甲進行了數十萬元的裝修，工程如期完成，但乙卻無法取得報酬，原因是甲原本就沒有資金。本案中甲并未履行告知義務，隱瞞了履行不能的現狀，致使乙蒙受欺詐。筆者以為甲的故意隱瞞行為應該定罪，理由是：甲通過隱瞞事實真相已達到了其預期目的，即不花錢享有裝修成果，并得到了使用和收益，造成乙的財產失控。為此，甲的行為理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法律責任。

　　具有因果關系的詐騙認定

　　合同詐騙罪的因果關系常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騙手段——錯誤認識——財物控制轉移。其中，錯誤認識處于雙重的因果關系中，既是一種結果事實，又是一種原因事實，成為一個因果關系的中介。一般而言，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因欺騙手段導致錯誤認識，因錯誤認識導致財產的“自愿”交付。在一些因果關系中，如果被害人錯誤在先，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的錯誤，通過隱瞞真相的方法取得被害人的財物，這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產生一些爭議。

　　如：甲為達到承攬某一工程項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資質，不惜支付數萬元預付款或保證金與行為人簽訂合同。然而，合同初步履行過程中，甲出現了事實不能。這一不能，是甲本身過錯所造成，應自己予以承擔。如果甲在合同履行中已經發現錯誤，需要糾正，而行為人知道對方錯誤，不但不給予協助糾正，相反，通過自己的行為導致錯誤方錯誤認識延續和程度加深。這種情況的產生，應視為是行為人積極作為方式所至，應認定其涉嫌合同詐騙。

　　部分履約的詐騙認定

　　一般而言，行為人為了騙取更大數額的財物，以先履行部分義務作為誘餌或代價，在取得對方充分信任后最終騙取他人財物。當然，對這一事實及性質的最終判定，還是要看行為人的行為趨向。如果行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控制了他人的財物，由于主觀上突然產生變化，不繼續履行合同，欲將他人財物占為己有，并部分實施了規避法律的行為。后因迫于對方的追討或警告，又繼續履行了合同主要義務。這就不能簡單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應視行為終結后再作出判定。

　　因為，行為人的財物取得，正處在合同合法履行的過程中，其主觀犯意的變化，從刑法理論上而言，是一種事中故意。這種故意只有在合同履行、行為終結后才能作出判定。如果行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義務，事中對后面應該履行的部分，采取無視追討，攜款逃逸、躲避隱匿等行為，這時就可根據行為終結的事實來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故意。因為行為人先行履行部分，雖說合法，但是在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已產生了犯意，并實施了相關行為，應該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迫于對方的追討，其主觀意志又產生了變化，繼續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內容，就不能定罪。

　　“拆東墻補西墻”的詐騙認定

　　以“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進行詐騙(下稱“拆騙”)是合同詐騙中的一種特殊情形，它表現為行為人在一定的時期內連續多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采用拆騙的方式，邊騙邊還。我以為，以合同形式拆騙認定合同詐騙，應注意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因為行為人是通過多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歸自己使用。即：騙——還——騙。

　　如：甲以他人歇業的公司名義與乙公司簽訂煤炭購銷合同，乙根據合同規定如數發運煤炭。甲獲取煤炭后即低價出售，所得錢款用于個人揮霍。數月后，甲又采用同樣的方法和手段與丙簽訂煤炭購銷合同，并從丙處所騙貨款部分歸還給乙，繼續滿足個人的揮霍。此后又拆騙多次。這種拆騙行為，筆者以為，應對甲合同詐騙行為的次數、金額全部予以認定，歸還的部分只能作量刑情節考慮。因為，甲每次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已經全部完成，每次詐騙的事實與內容也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如果對甲詐騙歸還的部分不作犯罪事實認定，那么甲實施詐騙后歸還給乙的部分就被視作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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